河南鄭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后，人們發現，鄭州城市道路竟然出現了2000多處地面塌陷。地質專家指出，鄭州地下多分布濕陷性黃土，一旦浸水，極易被掏空，而此次強降雨加速了塌陷，也給城市地質安全敲響了警鐘。面對頻繁的極端天氣，如何提升城市地質安全保障？專家建言，做好城市地質調查、摸清潛在的隱患首當其沖；建立城市安全風險監測網絡，做好空間規劃和用途管制，下好城市安全“一盤棋”需要地方統籌推進；最終的目標是提升城市抗擊風險、防災減災的韌性，防患于未然。“7·20”特大暴雨過后，鄭州城區的積水逐漸退去，路面上出現了多處塌陷，在一些城市主干道上甚至出現了大面積塌陷，最深達11米，面積有五六十平方米，多處人行道出現直徑一兩米、深度小于半米的小坑。機動車道中的大坑就像張開的大嘴，露出深埋在地下的管線，有的道路甚至連續出現多個塌陷點。據統計，7月21日當天，鄭州市出現了88處地面塌陷，5天后增加到2057處。除去降雨的因素，地面塌陷在鄭州也曾經多次發生。根據公開報道，2018年鄭州發生了45起路面塌陷，2019年為48起，2020年為52起。2014年，鄭州市西三環連續發生10多次的坍塌事故，專家分析是由于地下管線施工擾動，加上雨水滲入，誘發地層變形沉降而導致的路面坍塌。不僅在鄭州。近年來，我國多個城市都曾發生地面塌陷，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。2020年1月13日，西寧市突發地面塌陷，一輛公交車墜入，造成10人遇難、17人受傷。2019年12月，廈門發生路面塌陷，兩輛汽車墜入。2018年，廣東佛山發生路面塌陷，面積有兩個籃球場大，11人死亡，1人失聯。地面塌陷往往事發突然，難以防范，已經成為威脅城市安全的日常隱患之一。“這次的大暴雨相當于把鄭州市整個泡了一遍。” 河南省航空物探遙感中心（以下簡稱河南航遙中心）主任羅玉彬告訴記者，鄭州腳下的黃土屬于第四系黃土，具有濕陷性， “黃土一泡就成了一攤泥” 。濕陷性黃土常見于我國北方地區，主要集中在河南、陜西、山西、甘肅、青海等地。這種黃土在干燥狀態下硬度較大，一旦遭遇管線漏水或者強降雨，地下被潛蝕掏空，容易造成地下空洞和地面塌陷。除了地表看得見的坑，那些隱藏在地下看不見的“空洞”才是最可怕的。針對可能發生的險情，7月22日，河南航遙中心成立黨員突擊隊，對鄭州市中原區、高新區塌陷點周邊、城市主干道、老舊小區等進行地毯式排查，主要利用車載三維地質雷達對道路地下情況進行探測。“這種檢測方式，就像給人做CT檢查一樣，能夠較為準確地發現問題。”羅玉彬說。截至8月2日，該中心累計探測道路24條，布設雷達測線311公里，圈定異常區48處，驗證可能發生塌陷的區域29處、空洞15個。中國地質調查局水文地質環境地質研究所副研究員呂敦玉自2018年來就一直在鄭州實施城市地質調查項目。通過這幾年的調查，他對鄭州的情況十分熟悉。“從區域位置來看，鄭州市位于華北平原南部、黃河沖洪積扇頂部，地殼相對穩定，工程地質條件較好，城市發展受活動斷裂、地質災害等影響較小。目前出現的主要問題是城市的塌陷、內澇、地面沉降等，這主要由于鄭州西部黃土堆積多、穩定性差，易誘發地面塌陷；東部地表有松散粉土、砂土，容易被掏空形成地下空洞。”呂敦玉認為，即便如此，從全國范圍來看，鄭州乃至華北平原，還是非常適宜城市的建設和發展，只是這次暴雨將問題暴露得比較明顯。中國地質調查局地質環境監測院院長郝愛兵指出，地面塌陷的原因主要有三種：一是人類工程活動引起的，包括地下工程施工、采煤、采礦過程中支護措施不到位和大量抽排水；二是地下輸水管線長時間漏水，掏空潛蝕地下土體；三是自然因素造成的，包括濕陷性黃土分布區長時間被水浸泡、巖溶發育地區地下水位暴漲暴落等。鄭州主要屬于第三種，而且這次暴雨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，加劇了塌陷和空洞的形成。暴雨之后，呂敦玉也在反思，為什么每當遭遇極端天氣，我們的城市就會暴露出很多問題？“從地質角度看，城市化極大改變了城市自然生態本底和水文循環特征，降低了天然防洪排澇能力。并且，很多時候在城市規劃、建設、運行中沒有充分考慮地質條件約束，未能利用好地質環境優勢。”“在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背景下，城市地質安全的保障尤為重要。”呂敦玉建議，要進一步加強城市地質安全風險調查評價，將城市關鍵風險點查清楚，構建風險監測體系，與國土空間規劃、用途管制有機融合，在城市的規劃建設時能夠因地制宜，趨利避害。鄭州作為國家中心城市，人口規模超過千萬，雖然這次確實因遭遇了罕見的暴雨極端天氣，但同時也暴露出了基礎性地質工作不扎實的短板。像鄭州這樣常住人口達到千萬級的城市，我國已經有17座。當城市人口、功能和規模不斷擴大，運行系統日益復雜，安全風險也在不斷增大。中國地質調查局城市地質調查工程首席專家、教授級高級工程師葛偉亞指出，在面對突然的自然災害時，城市可能更脆弱。鄭州這次暴雨后出現多處地面塌陷，其他大城市應該引以為戒，未雨綢繆。葛偉亞建議，對地面塌陷頻發的城市，首先要查清地質結構這個孕災因子，結合氣象等致災因子，提出城市地質風險區，建立監測預警。“一些處在比較特殊位置的城市，比如鄭州處在黃河中下游交界地帶，應該從流域（區域）角度建立城市災害防治模式。”葛偉亞介紹，2018年來，中國地質調查局和相關省市政府合作，在雄安新區、成都、西安、杭州等19個城市開展了多要素城市地質調查示范，圍繞“空間、資源、環境、災害”等方面統籌部署地質調查工作，為城市規劃、建設、運行和管理提供自然資源和地質環境保障。葛偉亞還提出了一個城市安全“三步走”的概念，首先是查清地質條件，做好城市體檢，建立“透明城市”，知道災害風險隱患在哪里；其次是對風險開展動態監測，打造“感知城市”，預判災害風險發生的可能性；最后則是綜合運用大數據，形成災害風險智能防控系統，構建“智慧城市”。在郝愛兵看來，自然資源部門主導的城市地質調查，主要有兩方面的作用，一方面是查清有利的地質資源環境，為城市空間規劃、用途管制提供本底數據，助推城市高質量發展；另一方面就是查清不利的地質條件，圈出潛在的風險隱患，提升城市防災減災、抵御風險的地質韌性。目前，物探技術發展很快，對于深度小于50米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地下空洞、裂縫的探測準確程度大大提高。郝愛兵也指出，調查的最終導向，應該是建立起城市地質風險監測網絡，將地面塌陷、地下水、地面沉降等一系列數據接入智慧城市，同時統籌地下空間開發利用。
